□  方维
    
    与石达开部激战
    1855年11月，湘军发起吉安战役。吉安位于江西省中部，是太平天国重要的战略基地，是阻止湖南清军进入江西的咽喉要地之一，此时，太平军石达开部几乎占领了江西全境。一天，杨秀清忽然调石达开返回天京，参与攻击“江南大营”。石达开回京前，留下岳父黄玉昆主持江西军务，节制各路兵马，与湘军对峙。湘军虽然发起反攻，但太平军士气高昂，作战勇猛，湘军屡战屡败。
    围攻吉安，自然是湘军打头阵。湘军前后增兵2万余人，刘长佑、王錱、周凤山、曾国荃、普承尧、萧启江等主要将领全部参与战斗。开战之初，虽然取得了几次微小的胜利，但由于周凤山的麻痹大意、指挥无能，就算有普承尧等悍将的拼死作战，也难以挽回湘军失败的命运，致使大营两次被太平军烧毁。继而，湘军只得采取围城消耗战。后来，在黄玉昆的接应下，被围困在吉安城内的太平军突围而去，最后，黄玉昆也战死沙场。
    清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七月，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，愤恨呕血而死。塔齐布病亡后，曾国藩把普承尧部拨给儒将罗泽南。
    
    归入罗泽南麾下
    罗泽南于清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以在籍生员的身份倡办团练，次年协助曾国藩编练湘军。罗泽南智勇双全，有曾国藩“左右手”之称，他率湘军转战江西、湖北、湖南三省，打了不少胜仗。罗泽南与塔齐布在指挥作战方面截然不同，罗泽南以谋著闻，塔齐布与勇著称，能先后跟随两大湘军名将作战是普承尧的福气。经过历次战斗的磨炼，普承尧从当初只懂冲锋陷阵的勇将转变为一名能排兵布阵的总兵。
    罗泽南在整体战略布局中有自己的独到之处，在收复江西的战役中，他认为江西的军事部署不合理，就向曾国藩建议：“九江逼近江宁，而且向西牵制武昌，故太平军以全力争之……想要扼制九江，最好是从武昌而下，要想解武昌之围，最好从崇阳、通城而入。为今之计，应当以湖口水师、九江的军队截住太平军鄱阳湖的船，选能征善战的军队扫灭崇阳、通城的太平军以进入武昌，以武昌来扼制九江。那么东南的全局，就会有转机。”曾国藩将他的建议奏报朝廷，于是罗泽南得令，集合塔齐布旧将彭三元、普承尧等部人马，一共5000人，前往湖北围剿太平军。 
    湘军顺利占领了通城、夺取桂口要隘，进而攻克崇阳。太平军韦俊、石达开部合军2万余人从蒲圻进攻，被罗泽南部击败。在湘军将领胡林翼配合下，罗泽南率领普承尧等部趁大雾收复咸宁，使武昌以南再无太平军踪迹。接着，他与李续宾偷袭太平军十字街大营，抢占八步街口和塘角，保证了湘军粮路运输的顺畅。清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三月，长期闭门不出的武昌太平军突然开门出战，扑向湘军，罗泽南亲自督战。太平军援军接踵而来，湘军从洪山出动，与太平军激战。这时，一块弹片击中罗泽南的左额，他在将士的劝说下退回洪山，但仍然端坐在营外指挥作战。第二天，罗泽南在军中安然离世。
    
    建德之耻
    1856年7月，湘军水师将太平军浮桥烧断，对太平军后勤补给造成了不利影响。12月，曾国藩令刘腾鸿、吴坤修、普承尧率5000人往援，以其弟曾国华领其军。依次攻克咸宁、蒲圻、通城、新昌、上高，以达瑞州。刘腾鸿战城南，曾国华和普承尧战城西北，屡次打败太平军的反攻。水师斩断拦江铁链，武汉三镇江面太平军战船全被烧毁。待曾国藩大军到，便把整个武昌城合围起来，断了太平军的粮草接济。此时，武昌、汉阳太平军粮饷耗尽，决意突围。湘军乘胜追击，太平军54名将领被俘，伤亡兵士上万人，太平军不得不放弃武昌。
    1856年的“天京事变”直接削弱了太平军内部的力量，太平天国名将杨辅清因奉命统兵驻守江西瑞州而得以幸存，于是驻军江西抚州，不敢回京。清咸丰七年（1857年），杨辅清部从安徽出江西彭泽、饶州、弋阳，进攻福建，连克光泽、邵武、建宁等郡县。九月，折回江西。十月，石达开从安庆入江西，杨辅清与之会合，再攻福建。清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，杨辅清与石达开分道扬镳，复从福建浦城折回江西围攻建德，湘军总兵普承尧虽拼命抵抗，无奈太平军黄文金部自东流县攻建德，湘军溃败，丢失县城。曾国藩惊闻普承尧所守建德面临危机，急令沈宝成带亲兵回救建德。三日后收到凶信，建德已沦陷，事隔两天，紧邻建德的东流县也告失守。后来，太平军主力奉命西进，曾国藩才又率领亲兵营会合普承尧收复建德。
    普承尧在湘军中一贯以勇著称，但其也有自身的不足，建德之战便成为其一生的耻辱。按曾国藩的评价就是“有勇无谋”。例如，清咸丰七年（1857年）二月，曾国藩父亲过世，按封建丁忧制度，要解职回家奔丧。曾国藩在奔丧期间也不忘江西军务，命其弟曾国荃率军到吉安，同时写信提醒他需要注意的事项，其中有一条就是专门针对普承尧的：“不要轻信普承尧，他是个浪得虚名之粗汉，打仗不动脑子，仅凭一股勇气冲阵，排兵布阵，毫无章法可言。”